我认为，中国城市应走高密度的城市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地矛盾将随着全面向小康社会迈进而日益严重，资源紧缺要求资源的高强度利用。

  比如说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最突出的城市问题就是：无就业中心；高度的就业和住宅的微观（社区邻里）平衡。这种就业空间分布模式是造成很多大城市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就业空间分布模式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计划经济体系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能以极少的基础设施投入满足社会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再是以单位为基础的计划分配模式，这种高度混合的模式是产生交通出行量空间混乱的主要原因。

  国际上没有一个成功的卫星城市发展战略，卫星城发展战略和城市绿化带发展战略一方面违背劳动力市场原则，另一方面增加了交通成本，增加了土地需求，恶化了环境。城市规划和发展战略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影响，决定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城市发展和规划战略缺乏现代城市经济理论和国际城市发展经验为依据，使中国城市发展的很多模式是好看，而不“实用”。

  世界上主要城市的就业密度都在5万10万人平方公里以上，纽约高达24万人平方公里。纽约中城商业区311平方公里集聚了近74万人的就业机会，下城商业区2平方公里集聚了34万人的就业机会。香港最高就业密度超过17万人平方公里，香港九龙14多平方公里集聚了110万人的就业机会。东京中央商业区42平方公里的面积提供了240多万人的就业。看了这些数据，你能说，上海或者整个中国的人口密度高吗？

  这也给开发商很多的启示，在我看来，城市的发展应该如同一朵梅花。中间的花蕊是高密度的就业中心，而周围是一个个居民的住宅区。住宅区和就业中心应该通过放射状的道路来连接。这样便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将居民与就业机会连接起来。只有当新增的城市建设与已有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新增的城市建设的效率才能达到最大。理论上讲，用最短的交通距离使每一个就业机会都接近每个城市就业人口，用最短的交通距离使每个城市就业人口都接近城市所有的就业机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一。

  在整个的城市定位的确立下，开发商根据各自不同的资金能力、开发成本、开发能力以及对当前市场需求的判断，在限定的建筑物最高高度内竞标土地，然后根据地价决定土地开发强度（容积率）。这一做法实际上将使开发商、政府及购房者三方获利。首先，购房者获利，容积率的提高增加了住房供给，进而降低房价。其次，开发商获利，开发商通过提高建造规模，降低了每单位的投资成本，从而为自己留出了足够的利润空间。最后，政府通过以更高的土地出让价格获利。 (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总裁特别助理兼中国部主任 丁成日)